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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文化创新:新京报记者对话魏鹏举

发布日期:2012-11-20  来源:   点击量:

(原文发表于《快乐生活》(香港)2012年第三期,转载略有修改)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高明勇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继去年胡书记的七一讲话后,今年两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成为政府高度关注、代表深切关心的重点和热点话题。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文化的独立、自信与延续性,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与繁荣,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命题。

在经历了《论语》、《诗经》、诸子百家以及唐宋时代的灿烂辉煌之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正呼唤着一场全新的涅槃和变革。

然而,今日之中国,究竟需要一场怎样的文化创新?又该如何进行文化创新?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敲开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北大知名学者魏鹏举教授的大门,与他进行一场关于文化安全与文化创新的深度访谈。

文化安全:要敢于接纳不同的价值观

Question:公开谈论“文化安全”问题,似乎并不多见?

魏鹏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不是很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涉及意识形态,大家都比较谨慎。受以前观念的影响,即使有研究,不少人还是停留在“防止渗透”的层面,更关注如何屏蔽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等。

Question:那您为什么要提“文化安全”?

魏鹏举: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我认为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保持文化独立、自信与延续性,非常重要。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屏蔽外来文化,或者消极对待,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Question:那您所理解的“文化安全”具体指什么?

魏鹏举:我更多关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简单地说,就是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文化安全”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主要是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比如对文化礼俗的继承,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对文化遗存的创新,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以此凝聚人心;一个是文化产业意义上的,不管是国内的文化市场,还是涉外的文化交易,都能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常态化交流。

Question:你最近发表的观点是“文化安全不能靠闭关锁国”,基于什么考虑?

魏鹏举:所谓“闭关锁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不自信心态,一个指文化产业意义上的壁垒保护。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没有完全积累起来,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封闭作为目的,是不可能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

Question: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安全观”?

魏鹏举: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觉的、自信的文化形态,敢于融入世界,并且接纳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价值观。

文化创新:政府要减少直接干预市场

Question:如果说这种“文化安全”是目的,那么当下的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了,现在各级政府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推手。你曾说当前一些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城市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期望,要有所调整,为什么?

魏鹏举:文化产业的价值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文化产业确实能带来效益,比如直接收益,像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但是这一部分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并且,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辐射性、渗透性和带动性,能产生许多衍生产品,比如前几年韩国的《大长今》引发的韩流,把韩式审美推广到美食、服饰、美容等多个领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度”拉大了韩国的对华出口。

另一方面,不能因此对文化产业寄予过高的期望,幻想文化能对GDP产生多大贡献,比如不少城市现在每年都会花几个亿,乃至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文化领域,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文化本身,而是期待高产出、高收益。对此,我认为这种期望不太现实,需要合理看待文化产业的价值,要理性看待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何况这种“大手笔”投入能够持续多久,也值得思考。

Question:那您认为政府该如何“调整”?

魏鹏举:文化不能搞“大跃进”,急功近利,狂飙突进,其实连到底什么是“文化创新”都没有搞清楚,没有深入去研究。文化意义的创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护和守成,现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这不是“文化创新”,而是文化损害。政府可以积极作为,但需要做的是培育市场,注意权力边界,而不是大包大揽,直接干预市场。

Question:如何“培育市场”?

魏鹏举:真正做强、做大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让更多有活力、有竞争力的资本进入到文化产业领域,这才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由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市场权力不对称,政府推动的扶持政策更多地落在国有资本身上,这主要体现在事业单位和享有事业单位待遇的机构,而由于国有资本天生的惰性,很容易在文化领域产生垄断,从而遏制文化市场的活力。

Question:怎么做才能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魏鹏举:其实就是在扶持政策上,不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一视同仁。为什么同样都是书店,新华书店哪怕经营惨淡,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很有特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另外,不如采取文化消费券的形式,由消费主导市场,而不是生产主导市场,现在一些事业单位改革,政府不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结果就是文化创新变成了“为改革买单”,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文化身份:现代化不能丢掉“文化身份”

Question:您刚才也提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那么国外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魏鹏举:我认为首先需要做的是,是对我们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传统、文化价值的进行梳理,建立一种文化自觉。比如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们都始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传统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认为这是最应该学习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在发展的时候一定主要保持与传统的一致性、稳定性,唯有如此,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是自信的,健康的,有影响力的,其文化也是安全的。

Question:不仅“文化身份”,它们的文化产业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魏鹏举:以日本,像它的动漫、漫画、电影,还有音乐,不仅国内市场很发达,在国际上的输出也很强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日本的文化战略和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比如在“文化立国”战略上,它在经历了“军事立国”(以失败告终)、“经济立国”(比较成功)之后,开始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在文化产业政策上,就像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一样,鼓励研发投入,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比如日本的电视台,除了保留像NHK这样的一部分必要的公共电视台之外,其他的传媒基本都是市场化的,这样,既保留有公共的、不受商业干扰的传媒,又使整个产业的文化活力和竞争力都比较强大。

Question:韩国的文化似乎更为突出一些?

魏鹏举: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的作为表现得更为积极一些,它的发展比日本要晚一些,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着力发展文化,专门成立了韩国文化院,每年政府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补贴和扶持文化相关行业。

总的来说,政府的作为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主要起到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一个作用,尽力地保持不越位。比如说韩国也对电影领域有补贴,但不是补贴给具体的电影或电影企业,而是通过鼓励风险投资的形式来扶持电影市场,企业可以申请政府的低息贷款。由于风险投资的介入,要求严格,电影制作的效果会更专业,更认真。这样一来,既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又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市场,也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新京报:政府需要扶持,但是如何扶持确实是一门科学,对吧?

魏鹏举:我一直推崇政府的无为无不为的管理模式,比如像美国这样,实际上它并没有专门的文化部门,但是谁会说美国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不够强大呢?某种意义上,政府是无为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行业和市场的活力迸发,就是无不为,繁荣、丰富、多样。美国对文化的管理上,并没有什么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之分,他们主要看你所提供产品的属性,然后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管理,比如说根据税收标准来确定纳税、减税或免税,非盈利产品的部分可以免税,盈利产品的部分需要正常纳税。再比如说,一个文化企业在弱小时,可以申请非盈利机构来运作,享受一定的税收政策,但是盈利部分不能作为股东分红,只能用于企业的再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可以申请变更企业性质,那就要按盈利企业来对待,不是一种身份定终身的。

编辑: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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