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迷失了方向。”创刊168年因窃听丑闻而关闭的《世界新闻报》在其最后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迷失方向的可能不仅是这份已经关闭的报纸，还在持续发酵的新闻集团窃听事件中，人们更是把矛头指向了其母公司新闻集团及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
尽管表示了歉意，但出席英国议会听证会时，默多克在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接受议员质询的开场陈述中表示，他掌管拥有5.3万员工的新闻集团，不应为没有发现这一丑闻负全责。
作为新闻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行政总裁的默多克到底是否该为此事负责？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对于默多克在窃听事件上的责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贾进章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世界新闻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对此事件承担有限责任，通常来说，母公司不会对其子公司的具体经营决策、经营行为承担责任。而默多克作为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也仅以此身份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
不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士举律师认为，如果随着调查的进展，默多克作为行政总裁知道并默许纵容窃听事件，他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默多克并不知情，而只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下属公司为了业绩采用窃听行为，默多克也会负有舆论道德等方面责任。不过目前来看警方并没有对默多克启动刑事司法程序。
“窃听事件发生的时间那么长，而且涉及到多位名人，老默多克推说自己不知情有点不太可信。”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说。贾进章也认为，窃听已经成为新闻集团本身的一种经营方式和获得新闻的重要手段。詹姆斯默多克（小默多克）作为新闻集团公司副首席运营官、公司国际业务主席与首席执行官，必定或者说应该知道他的公司员工的“工作方式”。因此，小默多克是可能逃脱不了法律责任的。
另一方面，莫林虎认为，“就算老默多克真的不知情，其下属媒体敢这么做，也是与其企业文化密切相关的。”比如，为了招揽读者，新闻集团旗下媒体不少是不惜寻求刺激性甚至是“黄色新闻”；为了得到政界的支持获得更多的利益，默多克在英国也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集团下属报纸敢这么做也是与默多克的经营理念相关，默多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司层面来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李元旭认为，关闭了《世界新闻报》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后续的赔偿，在特别是英美这样的国家，对窃听这样的损害人权方面的赔偿将会是很高的。不过对默多克来说，关闭了《世界新闻报》也是弃车保帅之举。
其实各类危机不是一触即发的，总有各种先兆。例如三鹿奶粉事件，2007年末公司就已经得知，公司内部渠道在此前也有所反映，只是层层汇报后管理层选择了压制的策略。
窃听门这次爆发也是如此，同样在2007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古德曼就因窃听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手机而锒铛入狱。然而，当时多数英国人对此不以为意，直到近期《世界新闻报》被曝涉嫌侵入被谋杀女孩道勒的语音信箱，事态才急剧恶化。
研究新闻集团多年的莫林虎告诉记者，新闻集团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拓展开始就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一旦遇到经济利益与新闻自律冲突的时候，总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出现这样的窃听丑闻并不奇怪。”
他认为，虽然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新闻业一向表明注重媒体自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约束，但自律的基础是自觉，不仅是在新闻界，在经济界、教育界总是有人会突破底线。窃听丑闻表明，在西方既有市场体制和新闻体制下的逐利性使其难以做到其标榜的“纯粹、独立和客观公正”、“真实”。
“企业盈利与否本不关乎道德，但企业以何种方式盈利或亏损，则不得不考虑是否有违道德。”知名管理学者安德鲁吉耶尔在其著作《企业的道德》中认为。
吉耶尔细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伦理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依赖企业制定行为守则和价值观宣言以及社会责任运动以期实现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一直到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涉入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道德帮助，从内到外试图形成一套保障企业行为限定在道德范围之内的约束机制。
对于那些无法用强有力的伦理文化管理自己的企业来说，政府制定的法律和管制措施则是最后的防线。但吉耶尔也提出了警告：即便严厉者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无法帮助你创造一种道德的企业文化，也无法帮助你找到一个既有效率又讲道德的董事会。
此外，莫林虎还认为，这一事件的出现与新闻集团内部管理不善和外部缺乏制约，也有着很大关系。新闻集团旗下的新闻国际公司在英国平面媒体中形成了垄断之势，而且在政界、警界自认为能量巨大，从而藐视法律，无视道德底线。
从先前极力辩解说新闻集团只是犯了“小错”，到在英国全国性的大报上刊登道歉声明，随着事态的发展，默多克本人也意识到此次事件的“杀伤力”非同一般。更非同一般的还有，新闻集团董事会对默多克的职位也有了新的考虑的传闻。
美国彭博新闻此前有消息称，由于对公司管理层处理“窃听门”丑闻不满，新闻集团董事会16名成员中的9名独立董事已公开表示，管理层在“窃听门”曝光后所通告他们的信息“不管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令人失望”，而且在处理丑闻时迟缓的反应暴露了管理层欠缺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些独立董事酝酿让默多克卸任行政总裁、仅担任董事会主席，现COO凯里升任行政总裁。
不仅仅是可能遭遇“下课”，一些大公司在遭遇危机后，首席执行官辞职，并接连被推上法庭也不在少数。美国安然公司前CEO杰弗里斯基林在休斯敦地区法庭被判犯有19项罪名，其中包括欺诈、做假账、内部交易以及对审计人员撒谎等，入狱二十四年零四个月。
2002年，世通财务作假丑闻曝光后，埃贝斯不得不迫于压力，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此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其证券欺诈、共谋等9项指控全部成立，判处他25年监禁。
张士举律师认为，安然和世通是涉及财务造假等问题，这些在法律上不仅是直接当事人，而且公司的某些高管要承担相关刑事责任，本次窃听事件不同，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问题，所以如果不是故意，默多克要承担的就是舆论和公司内部责任追究机制的后果，不排除默多克无法恰当处理危机的蔓延，卸任CEO以减轻舆论压力的可能。
“默多克能否处理好窃听门危机，关键在于两点，一个是能否把危机隔离在英国范围内，另一个是能否把这个危机隔离在小报范围内，毕竟新闻集团内部还有一些如《华尔街日报》等严肃媒体。”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鲍勇剑说。
不过，张士举认为，不管是谁担任CEO都不会改变默多克家族对新闻集团的控制。就像黄光裕入狱后虽然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再担任法人代表，但是不影响其股东权益，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依然存在。
美国特拉华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查尔斯埃尔森也认为，默多克家族通过持股掌握着新闻集团39.7%的决策权。即使将CEO让位给凯里，默多克和他的子女依然牢牢控制着这座传媒帝国。
但鲍勇剑认为，老默多克不会在这件事情的当下辞职，“不是因为娶了中国老婆的原因，默多克对公司掌控的方式也很中国，81岁的他不会在这个时候以没面子的方式卸任行政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