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郭田勇(右)与主持人新浪财经图片
11月8日14：00，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5.55,0.00,0.00%)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郭田勇做客新浪聊天室，聊天主题为：入世五周年——全面开放后的银行业。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新浪嘉宾聊天室，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博士，郭博士也是我们新浪财经的专栏作家，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入世五周年全面开放后的银行业。相信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前夕，我们和对银行业有着深厚研究的郭博士进行一场聊天，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网友对银行业格局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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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与大家进行交流。
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年12月11日金融业全面开放，五年来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的时候，整个舆论界对我们金融业是非常悲观的论调，但是到现在工行上市却创造了全球IPO的纪录，郭老师能否简单地给我们回顾一下入世五年这一翻天覆地变化过程。
郭田勇：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入世五年中国银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从中外资银行力量对比上来看，外资银行这五年，按照我们当时加入WTO的承诺，进入中国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银行由过去的177家到2005年底，达到了254家，增加速度非常快，同时外资银行现在已经有25家外资银行参股了20家我们中级银行的股份，中外银行的合作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
同时中国一直按照我们加入WTO当时的承诺，我们在五年之内放开我们银行业市场，到今年的12月11日，我们将从地域上、业务领域上，客户对象上，我们国内市场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
如刚才主持人所讲，我们这五年，通过加入WTO，中资银行确实发生了非常大、非常喜人的变化，比如说在五年前，2001年，我们中资银行，我们的贷款率高达25.4%，
郭田勇：对，那时候还是四级分类，25.4%，到现在五级分类的贷款率已经控制到8%左右的数了，降得非常快，之所以这么快也得益于中外银行相互合作的环境下，推动中资银行加大改革的力度，比如通过国有银行进行改革，刚才你所讲的，我们现在交行、工行、建行都已经分别在境外或者境内都已经上市了，实际上在回想起来，在2001年刚加入WTO的时候，大家对国有商业银行能不能走入国际资本市场，很多人是有怀疑的，甚至2003年我们初步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大家也对国外投资者愿不愿意来投资国有银行，也是有怀疑的。但是，应该说经过我们这几年，我们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政策，确实使我们银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郭田勇：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首先加入WTO以后，这五年，中资银行的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当然这个制度主要指产权制度，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包括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使国有银行的股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海外战略投资者进入以后，又给我们引入了现代公司的一个治理架构，我们现在正初步形成一套现代银行治理结构，这个就是我们从产权上，从制度变革上。
第二点，我想也对我们管理模式带来一个很大的创新，以前我们国有银行，我们在管理上都是采用总行管分行，垂直性直线性的管理，分行只是行长对总行的行长负责，现在外资银行进入以后，我们吸引他们的方法，发现外资银行是纵横管理，这一点我们中资银行这个也是能使管理效果更高，更有效，现在很多家银行也在学习和借鉴外资银行的管理办法。
同时外资银行很多业务上，比如说它对于风险性很高，技术新很强的业务，比如资金交易、信用证审核，还有衍生产品的交易，不是放在分支行、网点里做，而是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交易中心来做，事业部是一种交易中心。我们现在注意到很多中资银行，这样可以集中控制风险，中资银行和很多银行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些金融交易中心，审核中心，这样集中管理有利于控制银行风险。这是管理模式上，外资银行使我们获得了很多提高。
第三点，我想在具体的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上，比如说到现在，很有网友记得，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2002年有一件事情，南京爱立信把本来的中资银行，国有银行开的账户退了户，转到外地银行开账户了，当时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资银行不能做应收账款的买断，代理收回金融贷款，金融词上是保理业务，外资银行却有这个服务，我们中资银行也意识到这个差距和不足，我们也迅速地进入了产品方面的创新，到现在我们来看，像保理具体的金融产品已经在我们中资银行很普及了。
第四个方面，外资银行进来以后，这五年来看，也使得我们金融业的经营格局和监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外资银行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对我们监管层，对我们的监管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考验，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我们在监管层，中国银监会也成立了相应的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针对金融创新和跨行业性的金融产品，但是这块产品有很多外资银行先搞，我们中资银行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也会跟得非常快，这样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当然也相应地使得金融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总结的四个方面。
主持人：金融业作为国家的一个命脉支柱行业，我国金融业的改革都是在改革与开放相容推进的环境下进行的，郭老师能否就此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政府的这种改革思路？
郭田勇：至少做三个方面的总结，首先我们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上，首先一个特点：从我们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从我们以前重视引进资金，到我们现在重视引进管理和技术，这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政府，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外资储备数量非常少，那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外资进入，我们也把外资银行进入作为一个外资流入中国一个重要的投入，引入资金，更早一点的，包括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荣毅仁先生牵头组建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主要目的是想把海外的资金引入到中国来，通过这个桥梁。
随着加入WTO以后，这个理念发生了变化了，因为我们发现从合作的平台上来看，对我们中国银行业来讲，我们最需要不再是资金了，是怎么样提高我们经营管理水平，所以这是我们回顾这些年金融开放以来的重要特点，我们现在更加重视提高管理，就像你刚才说的，以开放来促改革，开放以后，把外来的银行先进的管理方式拿来推动我们国内银行业的改革。
第二个特点，进而演化成，呈现出一种从业务合作到股权合资的一种转变，我们以前外资银行进来以后，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包括加入WTO以前，主要是业务上的合作，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比如外资银行通过中资银行进行资金拆借，共同发放一笔银行的贷款，这种业务上的合作，到加入WTO以后这几年，我们就发现，我们更加重视这种股权上的一个合作，包括我们通过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来推动国家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
比如在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尽管在去年、前年，我们注意到有很多评论，对国有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的问题在社会上发生了较大的争议，比如贱卖论、安全论等论调，说明了把社会各方面的质疑总结出来，这些质疑我个人来看，首先也说明了我们国有银行以及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我们从主流上来看，刚才我们讲工行，在香港发行成功，我们确实也要看到，通过进入战略投资者之后，也在客观上提高国有银行在国际上的一种品牌和影响力。
主持人：事实上，我们看这几家国有上市银行，最后估值都是达到国际上最高的，甚至超过国际上的最高的价格发售的。
郭田勇：外资银行在里面起到了隐性担保的作用。因为国外的投资者们一看，这么好的国外银行入股我们中资银行，国际投资者们也蜂拥而至了。有这么一种效应。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战略投资者的进入，中外资银行的股权合作确实对我们提升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说，从业务合作到股权合作这种思路的变化，有可能真正地使得我们中外资银行最终达到一种双赢的一个效果，这是我感觉第二个呈现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我想我们回顾五年过渡期，我们从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上，从以前的一些带有一些限制性措施的管理，逐渐转变到审慎银行监管了，这个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在加入WTO之前包括刚刚加入WTO的时候，从管理层来讲，经常有点担心，外资银行发展速度太快，市场占有额拿得太多，所以我们对很多业务进行了规定，比如在上海市曾经规定，外资银行吸收开放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吸收总量不得超过总的存款量的50%，我限制这个量，为什么呢？我们担心它发展太快，对我们中资银行冲击太大，实际上这些条款属于一些非审慎性的限制性条款，现在我们说，经过这几年发展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一看，我们确实已经基本上过度到以审慎性的监管为基本原则，我们并不是说怕你外资银行进入以后，对我们中资银行的业务有多大的冲击，所以我们限制你开展业务，而是我从控制风险的角度考虑，我要采取控制风险的角度，统一来制定游戏规则，主要基于风险的考虑，所以说，我们现在从限制性措施过度到审慎性的监管，这是五年来发生的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说到这儿，正好想到一个问题，12月11日金融业对外全面开放，监管部门今年以来也一直在为这个开放做准备，现在已经向各个外资银行下发了外资监管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有些条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按照法人机构设立机构，包括对资本金这一块，以及吸收存款，相应地只能吸收多大数额以上的，您怎么看这次的外资监管条例的修改？
郭田勇：如果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种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采取审慎性的一个监管的重要表现，怎么说呢？就是说金融全面开放，并不等于盲目开放，或者说金融开放与审慎性的一个监管并不矛盾。
这个我们从国外，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实际上也都是采用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办法，因为我们加入WTO签的协议，WTO的入世协议实际上有一个保障条款和审慎例外的原则，一个国家监管机构要按照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进行审慎性监管，这样的话，如果说在这种审慎性的监管的框架下，可能对外资银行在某些方面出于风险的考虑做出一些要求，这是合理的，也是合规的。
你刚才说的银监会准备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八月份下发给外资银行看，一开始有些外资银行提出过疑义，但是并不多，也是情理之中，因为在外资银行母国里面，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就是采用这样的标准，如果说你要经营我这个国家的本地业务，那么你就要注册成独立的法人机构才可以做。
郭田勇：我们想也可以说是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两个点：一个落实国民待遇原则，第二是从控制风险考虑。
我们国内的中资银行都有独立的法人银行存在，外资银行如果以以前的分支机构在我们国内市场上跟中资银行同时来做这个人民币零售业业务的话，就会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从成本上的一个不平等，因为我们中资银行一个独立机构，我们需要有资本金的要求，外资银行分行不要有资本金，只要有日常营运资金就可以了。这就不公平了，对中资机构不公平。
另外是从风险上考虑，实际上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这个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主要接受的是外资银行母行，总部所在国的监管机构监管，对它总部进行监管，同时总部对它分支机构进行内部管理了，但是并不能将其纳入到我们国内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或者说由于它没有资本金的投入，我们国内监管机构并不知道这家外资银行的分行经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因为你没有办法监管他们总部去。
所以现在要求，实现体现国民待遇的原则，中外资银行一视同仁，都以注册成独立的法人机构的方式来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我认为这是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的。
当然说，对于外资银行的分行，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分行现在按照我们监管层的准备出台的条例，分行如果要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话，只能经营一些批发性的业务，比如说财经存款，单笔存款一百万，而且只能吸收定期存款，不能开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监管机构也是在借鉴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开放中的监管经验制定出来的这么一套条例。
当然说，可能一些外资银行为了经营我们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到我们中国注册成法人机构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它在短期内很难达到我们监管的标准，因为我们按照中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原则，外资银行做人民币业务以后，我们也要对它实施像中资银行一样的监管标准，比如说我们银行存在比，不能超过75%，我们对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能超过所有者权益的10%，这些我们是在《商业银行法》中，我们有法律规定的标准，这样我们适用于外资银行独立注册的法人机构，我们也要适用。这个时候却存在着一个问题，外资银行现在可能是贷款量比较大了，但是它刚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存款量比较少，吸收存款非常少，这样的话，存在贷款除以存款可能能达到百分之好几百的数，因为我们要控制在75%之下，这样的话在短期内很难达到，也有可能，我们监管机构会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设立一个过渡期，在对这个条款设置一个过渡期，其他条款比较容易达到。我想这也是一种根据我们中外资银行，根据我们的开放情况，一种实事求是的监管措施。
主持人：这个外资监管条例其中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事，大家比较关心股权，股权投资比例的上限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前一阶段央行通过研究报告放出风声，可以适时适度放宽投资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您怎么看？
郭田勇：我个人认为，逐渐地放宽最高持股比例这个限制，应该是一个趋势，现在来看，对于国有上市银行，我们是牢固地采用国家控股的方式。
郭田勇：超过一半以上，51%基本上国家能够说了算，确实按照我们以前的管理条例我们规定是说，外资银行持有中资银行的股份，单个银行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总的不能超过25%，而且现在外资进入广发行中，现在我们看到了，也有可能会出现，作为第一个案例，也有可能会出现比例往上升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要采取一种渐进式的开放思路，由于我们现在几家国有银行占整个金融资产总份额的60%，这样的话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对金融业的一种绝对控制力，所以这块股份确实我们要保持国家的，中央的绝对控股。
对于一些小的金融机构，我认为可以作为一种试点也好，或者作为一种从小的金融机构，可以让外资银行持有股份适当加大，比如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双方进行了股权合作，如果你外资银行，比如花旗银行在竞标广发行，我们可以这么想像，如果你只给他20%的股份，他可能觉得，收购以后未来获得的收益比预计收益小，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可能没有绝对的控股权，他没有能力改变以前银行落后的工资制度。必须得让我相对控股，绝对控股，我才能在银行董事会说了算，能够把银行按照我认为比较好的公司架构的方向改善，才能真正提高我们银行业的公司治理能力。所以说，因为我们银行业开放，我们根本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银行业整体的运营效率，管理的水平。
郭田勇：对。所以说开放，我们适当提高比例还是有利于达成这种目标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存在宏观层面的一个安全问题，我这么想，宏观层面的安全首先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如果每家银行都能够成为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实体的话，那么宏观层面可能金融安全就得到了一个基本的保障。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每一家银行进行改造，让外资进入，就是来夯实宏观层面的微观基础，我们给它打实。
另外从宏观层面确实也存在一个金融安全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的金融安全来看，我想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中央银行和政府相关宏观管理部门经营调控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会发生金融不安全，通常是企业破产，同时银行金融隐患非常大，不良贷款非常多，这样会经受风吹草动，这样会发生金融风险。
这里边国家宏观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前几天，央行又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我看很多人对这个事谈了看法，确实是我们现在金融流动性非常大，筹资数量非常大，有放款冲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基本情况，我们回顾中国从80年代到现在，每一轮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从过热到国家紧急刹车，每一轮大起大落的结果，经常形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都是在经济大起大落中形成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现在因为商业银行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放款冲动，觉得我筹资回来的钱鼓励他大量放款，如果鼓励他大量放款的话，第一可能会使宏观调控的成果丧失殆尽，第二，银行大量地贷款投放出去以后，再过五年后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先做一个控制措施，经济周期发生了变化以后，是否又会堆积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所以说我们讲调控能力也是你刚才说的防范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的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主持人：所以宏观的金融安全一方面有待于微观上各个金融主体的健康，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整个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到位？
郭田勇：一个是调控，还有一个是监管非常重要，这是由于现在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以后，金融创新不断增加，同时我们注意到很多外资银行进来以后，它也要按照我们分业的原则在中国开展业务，但是它所在母国或者它的总部可能混业经营，举个例子，外资银行可以把客户介绍给总部的投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来做，同时又经营大量的金融创新，所以说进一步地提高金融监管的能力，也是我们刚才说控制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