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每当你爬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会感受一种全新的境界，前方又会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你。”
的确，从韩复龄的言语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治学和爬山殊途同归的意蕴。从工科到管理学再到经济学，从埋头理论到深入实践，韩复龄学术道路的每一步轨迹都承载在浓厚的个人兴趣和敏锐的时代判断之上。
80年代初，中国刚刚跨入改革开放的门槛，这时的韩复龄即将工科毕业，经济改革的大潮迎扑面而来，为了赶上时代脉动的节拍，他毅然放弃了苦读四年的工科专业，转而攻读北京科技大学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留校后，韩复龄便一门心思地扑在了经济管理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最重大的转折就是从一个工科的学生转型为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者，工科的学习背景给我奠定了缜密的逻辑思维，管理学、经济学的经历又使我习惯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我现在从事的金融教学和研究工作，既需要相应的技术背景，又需要宏观的视野，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把握金融发展的清晰脉络。”
1992年，韩复龄被公派到波兰西里西亚大学，一边做访问学者，一边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东欧各国普遍采用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转轨时期，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需要一个协调配合的过程，我们见证了东欧市场化初期的动荡。”
东欧市场化改革给韩复龄带来很深的思考——在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怎样向市场经济转轨？当时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东欧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模式？
回国以后，韩复龄和他的同事们潜心研究，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模式。“我们是先找最容易的地方改，现在容易改的都改过了，不容易改的像金融改革，比如说国有银行改制上市，都留到了最后。”
1996年，韩复龄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发展部任职一年后，开始将重心逐渐转向对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也曾参与过证券法的制订，征求意见等等。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韩复龄亲身到企业、上市公司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力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并写下自己的一些思考。
“当时觉得我国金融改革侧重于宏观金融，包括金融方案、金融体制、金融架构等等，但是缺少微观金融的操作性设计，如方案如何实施，怎样才能恰到好处……”通过对自己的学术方向进行逐步定位，韩复龄最终确立微观金融和资本市场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作金融的教学研究绝对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对企业对市场有一个亲身的把握。”
在科大任教期间，韩复龄有意识地选择去一些企业挂职。1988年，韩复龄来到唐山钢铁公司，在这里，他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制度、管理等相关问题，增加了切身体会。
“做金融方面的研究，既需要理论的准备，更需要实践的提升，二者不可偏废。特别是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题研究，如果没有企业实践的积淀，是很难提升深度的。比如，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就需要深入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进行调研，进行大量的数据搜集和处理，闭门是造不出好车的。”
1997年，韩复龄离开科大，来到中国的财经黄埔－中央财经大学任教。同样，他一边从事教学研究，从理论上把握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一边在一些金融机构兼职，参与实际的工作，从实际操作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合乎逻辑，是否最佳。
带着严谨的态度，韩复龄深入研究了大量的课题，比如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并购，人民币汇率改革等等。他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发表了上百篇学术文章和调查、研究报告，韩复龄笑称自己算是“见证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后半段”。
“作为个人来讲，要不断认识社会和个人，才能给个人一个恰当的定位，适时补充知识结构、完善能力结构，方能做到知己知彼、与时俱进。”这是韩复龄的人生信条，或许也是他考察很多地方金融制度后的切身体会。
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韩复龄去了台湾。“台湾的金融业开放是有选择的开放，不是一下子全面开放，所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台湾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2002年，韩复龄来到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短期的访问学者，期间侧重考查了荷兰的银行制度。“荷兰的银行的经营是一个多元化的经营，是一个综合化的经营，当时我就考虑这种全程的银行制度怎么样避免风险失控，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比如说荷兰农业银行，它是荷兰第三大银行。它的经营比较全面，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农业的贷款，也做了好多业务，比如证券业务。一方面业务面比较广，另一方面对产品的挖掘也比较细。它的市场细分是很到位的。”
2003年，韩复龄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经济所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一起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走向，从制度设计到方案选择，每一次学术讨论会都凝结着他们的深度思考和真知灼见。
通过这样的思考与提升，韩复龄逐渐把工作融入生活，把生活融入人生。他在治学路途上不懈地攀登着，一步一个台阶。冀望在高处，或许是历练人生的必然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