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日起，北京离校的大学生们开始陆续返校准备复课。两个非典“重灾区”——中央财经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领导们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
当初，正是这这两所大学最早做出了紧急调课的决定，离校的学生也最多。
4月16日傍晚，几乎是在一瞬间，中央财大校园里出现了上百名戴着口罩、背着行囊的学生纷纷撤离学校的场面。后来几天，有4000多名学生先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正是这天下午，党委书记李保仁代表校党委宣布：“从即日起，学校临时调课两周，5月8日恢复正常上课。”这是北京首家做出调课决定的学校。
顶着巨大风险和压力拍这个板儿的就是李书记本人。他说：“那是被迫做出的选择！”
桃红柳绿的时节，非典最早“光顾”了中央财大美丽的校园。4月9日凌晨，金融系退休的曹教授因高热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了。老人去世前，医院曾一度怀疑是非典，但他去世后，医院又排除了这一诊断。老教授去世后两三天的时间内，曹教授的10余名亲属便相继病倒；紧接着，曹教授居住的西塔搂从4层到16层，层层都出现了感染病例，连电梯工也不例外。
更糟糕的是，曹教授的儿子是中央财大后勤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他与业务部门许多人都有过接触。后勤的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车队队长、副队长先后也出现了高热症状。
从4月12日到15日，4天内有8位教工、6位家属住进医院。平均每天3.5人。
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让身体健朗的李书记身心备受煎熬。
———学校正式发现非典病人以后，“120”总是联络不通，有的病人辗转送了3个医院，没有一家肯接收；
———部分教师被感染，半数以上的课程已无法正常进行；
———后勤人员纷纷病倒，整个后勤面临瘫痪的局面，而他们和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药品供应、防疫措施无法到位。行政人员带着支票四处采购消毒用品、防护用品或药品，结果总是空手而归。而校医务室的大夫，每天要用两口小锅熬出供全校5000师生服用的汤药，尽管她们的手上都熬出了湿疹，还是供不应求；
学生的心态已开始动荡，即便是把他们安顿在教室里，已没有人能继续安心上课……
中央财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天凌晨4时，一位难以入眠的老教授给李书记打来电话，用颤颤巍巍的声音询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书记联想起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煮鱼理论”：在沸水的情况下，如果把一条活鱼扔进去，它会立即反弹出来，但这惊人的一跃可能会使这条鱼死里逃生；相反，把鱼先放在冷水里，然后架到火上慢慢加温，当鱼开始感觉不对劲儿的时候，它已全然无力反抗了，因为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应该更多地想想在危机时刻的求生之路。”李书记认为，学校要以保护学生为本。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让学生疏散，避免集中感染，然后把精力和人手腾出来，集中做学校的消毒防疫和已被感染的数名教师的治疗工作。
在没有得到上级明确的指示之前，学校只好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担起责任来。中国人用词向来讲究，直接说停课，学校担心不妥，既没有这个权力，也不想把动静搞得那么大。思来想去，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词———调课。
疫情继续上升。到4月20日，中央财大已有25人被送进医院，其中教师18人，职工7人。
“惊人的一跃”成功了！从疫情发生直到今天，无论是留在校园内的，还是离校的，没有一位学生被感染。这是李书记目前最感欣慰和幸运的事情。
与中央财大仅一街之隔的北方交大，继中央财大之后也遭受了非典的爆发性袭击。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感染的对象集中在学生这个群体。
自4月19日开始，该校离校的学生高达12000多名，留校的不过2000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北京高校离校学生人数之最。
对当时的一切，校党委书记张永生生记忆犹新———4月17日中午，计算机学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15层的几位男生出现了高烧症状。为避免漏诊或误诊，学校及时将他们进行了隔离，并作为非典疑似病例上报北京海淀区疾病防治中心。同时，他向北京市教工委、教育部做了紧急汇报。
学校不停地给“120”挂电话，可是一整天过去了，没来一辆救护车。
张书记当时就急了，他对车队队长何金良下命令：开车把生病的学生直接送到人民医院去！
强制性的行动也没有奏效，当时已成为重点疫区的人民医院已没有收治能力。
“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市教工委书记朱善璐接到我们的求援电话后，从当天下午5时开始出面帮助协调，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40分，才算把第一批非典疑似学生落实到了北京胸科医院。”事后，张书记掰着手指计算他这段时间内所忍受的煎熬，“由市委副书记亲自出面，还要花近10个小时才能把学生住院的事情搞定，可以想像学校当时的工作有多么难，压力有多么大！”
几位患病学生分别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12层和15层，他们全靠电梯上下。而集中居住在这座学生公寓的人数多达4000人。万一出现大面积交叉感染，不堪设想！
由普通教师走到校党委书记岗位的张书记，平素说话一向温文尔雅。但在这天深夜，在办公楼里等消息的干部不断听到他在电话中发火的声音。
4月18日晚7时30分左右，在学校普遍加强了体温测量和监测后，嘉苑B座又新发现了两个发烧的学生。
生病的学生照旧送不出去。最后，还是通过教育部帮助，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亲自联系，才将病人送到解放军302医院。
停课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本来，北方交大4月18日给全校师生下发的通知仍然是：4月21日（周一）照常上课。然而，短短几天内，疫情不断扩大，学校共出现发热症状31人，其中送医院治疗的13人，校医院治疗观察18人，重点监测观察的85人。出于对学生生命安全的考虑，学校领导4月19日再一次召开紧急碰头会议，经过反复斟酌、再三权衡利弊，直到当日下午3时才做出最后决定：将本学期教学计划自4月21日起暂时顺延一个月，恢复上课时间另行通知。
放假不等于“放羊”。学校要求符合离校条件且自愿离校的学生，须按学校规定，在办理《离校学生登记表》后方可离校。离校的条件有三条：1、未出现发烧、也未与非典或非典疑似患者有密切接触者；2、家住外地非疫区的学生；3、离校期间，在京学生如出现与疫情有关的情况须及时报告所在学院采取相关措施；离京学生须经学院同意方可回校。
通知发出以后，学校安排颜吾佴副书记挂帅，带领400名教职工专门做离校学生的联系工作。
“4月20日是个转折点。自那天以后，有关方面的工作正常了，学校也稳定了。”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中央财大李保仁书记和北方交大张永生生书记发出了完全相同的感慨。
一个学生网民4月24日在北方交大BBS红果园上发表看法说：“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为香港、广东的市民担忧。没想到它竟然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交大校园，而且是在众多高校中最先大规模爆发的。既然已是既成事实了，我们只有努力应战。但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面对灾难，所能做的是积极预防，及早切断传染源和传染通道。交大的应对措施，我认为还是很得当的，从最初的停课，到调整教学计划，到现在的封校。”
一直留守在中央财大的澳大利亚专家特伦斯·埃根5月21日致信给王柯敬校长：“我很想值此非典时期表达我个人对您诚挚的谢意！事实上，领导层做出的决策绝非局外人想像的那样简单，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往往有许多做法是公众所不能理解的，许多因素是常人考虑不到的。我特别赞赏您所采取的各项有力措施。”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这些知心的话，对于学校领导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让他们感觉如释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