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金人庆，审计长李金华，原央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都出自中央财经大学，而且，都是62、63级。
40年前，一个班级的50名新生兴奋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成为领导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这个50人的班级出现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要害部门，包括国家审计长李金华、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原光大银行副行长王希坤、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等等。
不仅如此，他们的同届或者下届校友也出现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和原央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
这无法不令人关注。他们从成长到步入巅峰的过程正是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他们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左右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方向的力量。
可以说，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这一特定群体是当前中国财政金融主力团队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复原出这个群体的共性特征。其中的意义在于，了解这个主导群体的特质，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历程，有助于理解、判断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走向。
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同学后来都成为中国经济要害部门的当家人，这个特定群体的特征是中国金融业主导者的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原华夏证券董事长等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头看似没有一点联系，但是如果时光回到40年前，他们是在同一个教室读书的同窗好友。
没错，他们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前身）金融系62级1班。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50个人的班级却出现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要害部门。
这没办法不令人关注。可以说，这个特定群体的特征是中国金融业主导者的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这种气质的形成可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历程中寻找到清楚的脉络。
1962年9月，考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有50人被分到金融系62级1班，在兴奋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同时，“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们会经历四清运动、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将成为中国金融业主要部门的领导者和改革推动者。
据金融系62（1）班班主任、现已76岁高龄的刘春阳回忆说，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但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该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苏，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农村学生占2/3之多。
他们毕业后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下过基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却成为优秀的领导群体，堪称中国金融黄埔系。看看这个班级的贡献吧。
时光荏苒，当时的班支书戴凤举成了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班长杨任远是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学习委员李金华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文艺委员樊晡生为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宣传委员谭纯喜是中国审计报社社长，小组长王希坤是原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课代表姚遂是原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广宇、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原上海市工商银行行长沈若雷、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姚得骥，等等。
毫无疑问，对于他们，吸引我们更多眼光是他们的经历，他们这些人身上聚集了当今中国领导者的诸多特质。这可以让我们洞悉许多，包括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走向。
与现在火爆的金融专业相比，当时的金融系可谓门庭冷落。
当时国家重视重工业发展，机械、动力、水电等专业比较吃香，人们对金融甚为陌生，对于银行也只知道与信用社有关，大多数同学“毫不情愿”、“稀里糊涂”地报考中财院，以至于入校时还认为金融就是“冶炼黄金”。尽管系里组织了系列专业思想教育，一些同学仍然“专业思想不稳”，执着于自己的特长，如姚遂的古典文化、王希坤的书法、邵淳的版画等。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蓝本”是苏联老大哥，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的模式也不例外。据姚遂介绍，当时的一些专业课程，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受苏联的影响很大。
现年70多岁的王佩真教授是当时金融系副主任。1952年7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王佩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据王佩真回忆，当时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导师都是苏联专家，专业课程基本上是苏联那一套，以至于在上研究生之前还不得不集中强化俄文。
王佩真给62（1）班主讲的是基础理论课——货币银行学，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依照苏联的那一套来讲授，另有一些就是中国当时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点东西。
另一位老师，现年76岁的俞天一主要教授工商信贷与结算，这是一门业务骨干课程。因为当时银行有三大中心：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及现金出纳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钱庄工作，解放后考进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搞信贷工作。期间，他几乎是一边工作，一边在人民大学学习，但学习的课程全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黄皮书”。
据俞天一介绍，1957年反右时，中财院的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1959年，人民银行总行便调他和其他几个党员去充实教师队伍。兼有“土办法和洋办法”的俞天一比较重视业务实践。他讲课时也简单介绍苏联的东西，但主要讲中国当时怎么做，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怎样实行，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刘春阳带队，金融系62级100人开赴武汉，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进行工商信贷课的专业实习。实习的3个月中，学生们分散到各办事处、营业所，跟随信贷员站柜台、跑工厂，亲身体验了基层信贷工作的酸甜苦辣。
接受《经济》杂志采访的62级（1）班的同学都谈到，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班上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许多人从1962年进校到1968年工作期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有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
尽管如此，当时大家却满怀热情。李金华接受《经济》采访时回忆说，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在遭遇自然灾害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学先进人物的活动频繁开展，1962-1966年期间整个形势比较稳定，社会风气很好。
王希坤回忆说，当时大家争学雷锋做好事，看到谁的被子脏了，就趁他不注意给他拆了洗了、缝好叠好。王希坤还学会理发，免费为同学服务，在班上男女生头上都下过剪刀。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很理想化，没有想过今后要当什么官挣多少钱。邵淳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流行一句口号：“我们要为党工作50年”，为锻炼身体，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后再玩半个钟头杠铃；为锻炼意志，在酷热的夏天，在楼中间满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学光着脚比跑步，看谁先趴下，身上晒得冒烟也咬牙挺住。邵淳说，这也使他们这帮人都养成了一个特点：干事特认真，几十年如此。
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日，学校正式停课，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两个月后，毕业分配的初步方案出来，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财政、银行系统。但随着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分配方案反反复复改动7次，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原来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烂”了，毕业分配彻底遵循“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原则。在“文革”中成为“保守派”的金融62（1）班，无一人留京，大都被送到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广西、陕西、云南等艰苦地区，并且多数人直接到村里报到，跟当地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姚遂说，当然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家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做好扎根基层的思想准备。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全国进入无序状态。62级的毕业分配被迫拖到1968年。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高校视察一圈后指示，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拿工资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1967年7月同学们从学校领到46元的工资。1968年6月，最终的分配方案出来，同学们拿着报到通知单奔赴祖国各地，许多人还把离校的日子定在7月1日。
邵淳介绍说，当时他们年级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20几个省的县人事局报道，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报到后又一个派遣证把他们送到县以下的更基层，只有一个同学留在北京密云县。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的，然后就到村里种地，一同去村里还有其他6个大学生。
从北京到了僻远的乡镇，他们所学的金融知识也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同时还得克服物质匮乏带来的种种不便。为了扎根基层，有的同学还在当地找对象、成家立业。接受《经济》采访的同学表示，当时连到地区工作都没有想过，更不要说调到省城、回到北京。据曾广宇说，当时其他什么都可以抛开，但对自己的专业恋恋不忘。1970年抽到县文艺宣传队的曾广宇找到县委宣传部，提出希望调到银行工作，但宣传部长以“我们县里找银行干部容易，找一个宣传骨干很难”为由拒绝。邵淳上班的县文化馆对面就是一家银行，但县文化局领导也没有同意他的调动申请。
据《经济》不完全统计，金融62（1）班的同学在县以下基层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当地组建了家庭。
二三十岁的时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这群人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这段艰苦岁月的。谭纯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一方面了解了基层、了解了国情，另一方面还培养出一种韧性，以后再吃什么苦都没什么了。
李金华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还说，从现在许多省委书记、部长的简历就不难发现，好多人年轻时都插过队，当过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社会发展又回到正常的轨道，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62(1)班的同学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大潮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蛰伏”于基层的同学一下子被提拔到地区银行或省分行，希望调走的同学则被留下，有些省市甚至“按图索骥”把尚在县乡默默无闻的同学调走。
1980年代中期，部分同学开始走上省级金融机构的领导岗位，并开始陆续调回北京。与此同时，这帮人工作的行业也开始分化。有做教师的，有从事审计工作的，有干保险的，有做政府管理的，但绝大部分还是在银行工作。
从计划到市场，整个社会都经历一场裂变。这批同学早年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教育，课程中很少有商品经济的内容，从他们上中学、念大学到基层工作，国家一直搞计划经济；当他们跃上经济建设的舞台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的转型。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建设、金融业发展的主力军时，他们的知识结构就不仅仅只影响个人的发展了。
原来长期在国有银行工作的王希坤，1992年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一下子面临着更大的转变。王希坤说，以前是计划模式，现在更贴近市场，就必须深入实际，从头再学。
1993年参与组建华夏证券的邵淳也坦承，开始感到很不适应，他便自学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读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研究边际效益、效益递减等，还跟接触的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学习，并一直持续至今。邵淳说，跟上大学时老师一瓢水灌下来不一样，现在的学习是围绕具体问题补充知识，针对性很强。
李金华则认为，在后来工作的几十年中，他也是一边自学，一边参加党校及一些培训班系统学习，尤其在干审计之后，对财政、金融、企业等都要十分熟悉，否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审计工作很难开展。
应该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而他们一些人仍将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以及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正如姚遂所言，他们学这个专业有点“歪打正着”，当时是冷门，后来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一下子热了起来，他们这些人也成为香饽饽、热点人物。
然而，对于“班上为什么出这么多高官”之类的疑问，姚遂认为，在当时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宣传以及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他们这帮人的社会责任感及集体观念都很强，能以大局观为重，不会谋取私利，所以几十年来，他们班上没有一个人落马。
王希坤认为，戴凤举、杨任远、张怀俭、李金华等干部在班里很有号召力，全班同学能拧成一股绳，在这种氛围熏陶下，不管当不当班干部，主人翁意识都很强，组织协调能力都不错，所以到一定领导岗位时，不但自己能尽心尽职地干，还能带动其他人，决不会是孤家寡人一个。
邵淳也承认，由于从基层甚至农村一步一步干上来，他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国情，工作非常踏实，即使身居高位，也都很朴实，思想仍很单纯；同时从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以后工作中出现的什么困难，都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财富，流过的每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邵淳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班上许多同学能够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李金华说，几十年后回头看，除了自身的人品、知识结构、业务能力等之外，也还要靠机遇。李金华认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急需经济建设、经济管理人才，当然，大机遇下还有自身的努力。
自1990年以后，62（1）班陆续回到北京的已有20多人，在其他省市的同学也基本到了省城。对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变化，姚遂说，这是“时势造英雄”。
沈若雷 上海市工商银行、现香港上海商业银行 执行董事 退休
杨志宏 北京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总会计师 退休
戴凤举 江苏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在任
陈永达 河北原青海省工商银行副院长、现杭州工商干部管理学院副行长
1924年6月，广州长洲岛，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创办，学校以“亲爱精诚”为训，一时群英荟萃，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将帅的摇篮。
尽管黄埔军校在1938年被日军炸毁，但其培养人才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承传，即选派重要干部到学校任职任教，培养专门型、实用型高级人才。
1949年11月6日成立的华北税务学校便是如此，当时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兼任校长，培养对象主要为全国省市税局科长级在职干部，为迅速建立起新中国自己的税务体制起到重要作用。直到1960年以前，这所学校几经演变，但办学目标未变，即“培训财政、金融系统县局、行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并为各财经院校培养师资”。
1960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保留干部培训学校的同时，开始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但实质上从1962年起招，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到1978年复校为止，学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仅有4届，为2000人左右。但就是这四届，竟出了众多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官。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不仅与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同一年进校，而且经历也非常相似。李金华的寝室北楼，而财政系的金人庆住西楼，二人同为班上的学习委员。1968年毕业时，李金华去了西北，金人庆则被分到西南，在云南永胜县粮食局工作，期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1977年9月，金人庆被提拔为县粮食局副局长，后又调任县财贸办副主任、财贸党委副书记。1980年至1983年，金人庆从县委常委逐步升迁为县长，之后调任云南省丽江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1985年起，李金华调审计署任副审计长，而金人庆也被提拔为云南省副省长。金人庆担任副省长的6年间，社会的评价是他扶持起云南的烟草行业，不是以简单的减税、拨款方式，而是运用多种调节手段，促进了云南经济的飞速发展。
1991年9月，金人庆也调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4年之后，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数月之后，金人庆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97年12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1998年4月，金人庆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3个月后，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2003年1月，金人庆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当着摄像机镜头展示了自己的工资条，上面清楚地列举纳税额为190.5元，他领导下的税务系统通过同“跑、冒、滴、漏”做斗争，去年的税收成果达1.7万亿，增长12%之多。
今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59岁的金人庆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舆论普遍认为，新任“财长”金人庆亦是“老财税”，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和国税总局局长，此次重回财政部应是轻车熟路。
1963年从江苏仪征考入中财院会计系的戴相龙，在学校只完整的学习了3年，1966年4月1日学校停课之后，直到1968年与学校其他几届一起参加毕业分配，到了云南省圭山煤矿工作。在圭山期间，戴相龙到井下挖过煤、当过煤矿会计，至1970年代中期调到省煤炭局任政治部干事。
到1980年代初，国家组建农业银行，戴相龙也得以调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拨款处副处长，其20余年的银行生涯从此拉开序幕。随后，戴相龙又先后调任江苏省丰县副县长、农行江苏分行副行长，至1985年调回北京，10年间，在经历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交通银行副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位之后，1995年6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戴相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这里戴相龙一干就是7年多。在就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戴相龙将对自己及手下的要求归结为一副对联：上联是“稳定币值促发展”，下联是“依法监管保稳定”，横批是“廉洁敢管”。戴相龙说，他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丝毫不敢懈怠。
2002年12月，戴相龙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今年1月2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戴相龙正式当选为天津市市长。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具有丰富金融系统工作经历的戴相龙的到来，将会对天津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金人庆 财政系62级 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现财政部部长
戴相龙 会计系63级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
史纪良 金融系63级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金建栋 金融系62级 国泰证券原董事长、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高瑞科 金融系62级 原湖北省副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